2024年4月14日拍摄的德国品牌奥迪展台展出的新能源汽车

文/《环球》杂志记者 李函林（发自柏林）

编辑/胡艳芬

　　英国《经济学人》曾在20多年前对当时陷入经济萎靡状态的德国冠以“欧洲病人”的称号。这位“欧洲病人”如今似乎又有旧疾复发的迹象。

　　德国联邦统计局1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0.2%，继2023年萎缩0.3%后再度负增长，呈现自1950年以来GDP第二次连续两年缩水的罕见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德国经济前景深表担忧，并于近日将2025年增长预期下调至0.3%，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中垫底。

　　德国素以经济稳健、重视创新和工业强国的形象著称，曾长期被誉为欧洲的“经济引擎”。然而，如今这一引擎似乎正在失速，昔日的优势正逐渐被高通胀、出口疲软和结构性问题所掩盖。

经济陷入停滞，“破产裁员潮”频现

　　“德国目前正经历战后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经济停滞期，在国际对比中表现也显著落后。”慕尼黑经济研究所评论道。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德国经济表现一直不尽如人意，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以及出口需求疲软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斯·扬森指出，德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202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与2019年相比几乎没有增长。

　　被视为“德国经济发展晴雨表”的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景气指数显示，德国企业景气指数已降至2020年5月疫情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企业对未来经济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指出，“德国经济疲软已成长期趋势。”

　　这一前瞻性指标低迷表现的背后，是制造业的萎靡不振。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德国工业产出萎缩3%，机械工程和汽车行业尤为受挫，成为整体经济困境的主因之一。

　　与此同时，德国再现“破产潮”，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困境。征信机构“信贷改革”公司报告称，2024年德国有2.24万家企业破产，比上一年增长24.3%。

　　“这一破产潮是‘经济警报的红色信号’，企业破产数量已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德国工商总会首席分析师福尔克·特赖尔警告称。

　　“信贷改革”公司在2024年的破产案例报告中分析称，德国制造业出现了一些危险的经济动向，例如亏损和利润率低的公司占比较高。据其计算，自2021年以来，德国制造业企业破产数量增长了80%以上。

　　作为德国经济支柱的汽车制造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知名汽车制造商到汽车零配件企业，过去一年频频传出产品滞销、收缩生产、裁员甚至破产的消息。据信用保险公司安卓公司统计，2024年每6家破产的大型企业中就有一家是汽车配件供应商，而且形势依然紧张。

　　博世宣布裁减5500个岗位，采埃孚计划在德国削减1.1万至1.4万个岗位。大众计划到2030年前裁员超过3.5万人。这些裁员动作不仅影响企业竞争力，还在社会层面引发广泛的抗议和罢工活动。

　　“回顾过去60年，德国经济增速在过去10年中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德国汉堡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赛勒斯·德拉鲁维亚总结道，德国经济的长期疲软显然正在积累更深层次的社会与经济风险。

内忧外患叠加，经济承压复苏乏力

　　全球需求疲软、制造业低迷、能源危机余波未平、熟练工匮乏……多重难题严重牵制“欧洲经济引擎”。

　　在德国联邦经济与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看来，阻碍德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过度官僚主义，这使得商业运作成本居高不下。例如，在德国注册一家公司至少需要120天，远超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而建筑许可的办理时间更是长达6个月至1年。冗长的行政流程严重限制了企业的投资与发展效率。

这是在德国萨尔州的弗尔克林根钢铁厂遗址拍摄的工业设施（2024年12月18日摄）

　　此外，基础设施长期投资不足问题一直饱受诟病。近年来，德国公共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一直低于欧盟平均水平。默克尔政府时代，对公路、铁路等陆上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平均仅0.65%，导致许多交通基础设施修缮不及时。《环球》杂志记者观察到，多年来德国铁路建设滞后，轨道老旧化严重，火车保养维修跟不上，“晚点是常态、取消非意外”。2024年，德国火车的平均准点率为62.5%，创历史新低。2024欧洲杯期间，火车多次延误或取消导致许多球迷错过了比赛。老化的铁路网、破旧的高速公路和缓慢的互联网，不仅与德国经济强国的形象不符，还进一步拉低了运输效率，增加企业成本。

　　严重欠缺投资的一个关键领域是数字基础设施。德国权威数据分析公司Statista数据显示，目前德国只有420万光纤用户，光纤覆盖率仅为17.7%。欧盟发布的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显示，德国的数字化人才、企业数字化和公共服务数字化程度这三项指标均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德国一贯审慎的财政政策在当前经济急需大规模投资以推动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刻显得捉襟见肘。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尽管政府出台了一些促进增长的措施，但联合政府内部在扩大投资和放松债务刹车机制上分歧严重，导致政策推进受阻。此外，将于2月举行的德国大选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进一步拖累了企业的投资信心，阻碍经济发展。

　　德国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也在下降。郑春荣说，德国传统产业存在路径依赖，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进展缓慢，结构调整滞后。德国经济对传统产业的高度依赖进一步加剧了其复苏困境。在汽车、机械和化工等领域遭遇冲击时，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明显滞后，难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有效支撑。

　　外部因素的冲击则进一步放大了德国的经济困境。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飙升对德国制造业造成巨大压力，大幅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同时，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推出巨额补贴，吸引了大量投资转向美国。这种趋势加剧了德国“去工业化”的担忧。德国作为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放缓的背景下受到显著冲击，特别是汽车出口的减少进一步拖累了整体经济表现。

　　德国工商总会总干事海伦娜·梅尔尼科夫坦言：“当前高昂的能源成本、冗长的审批流程、大量繁杂的官僚程序，都在拖累企业的竞争力。德国需要采取更果断的结构性改革措施，降低企业成本，削减官僚主义，并加快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以增强德国经济竞争力。”

刺激措施遇瓶颈，政商界盼调整政策

　　德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暂时性原因和长期性问题，想要重振活力并非易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5年德国经济增长速度都将低于美、英、法等国。

　　为刺激经济，德国政府2024年7月17日公布了2025年财政预算草案，以及获得内阁批准的49项促进增长的措施，涵盖鼓励投资、减少官僚主义、激励劳动者、提升金融市场效能、推动能源建设等多个方面。

　　为鼓励私人投资，政府提出将企业资产递减折旧法的实施期延长至2028年，折旧率定为25%，折旧限额提高到5000欧元。企业可由此获得更多税收减免，通过资产加速折旧来更快回收投资成本。

　　德国人2023年平均工作时间1343小时，即每周25.8小时，在经合组织成员中最短。朔尔茨政府因而提出“加班可减税”措施，并通过改革养老金制度鼓励延迟退休。

　　为改善投资不足状况，联邦预算中用于投资的比例总体上将逐年增加，到2025年将达到创纪录的570亿欧元。政府还提出，对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研发创新补贴最高额度分别提高到300万欧元和420万欧元。

　　郑春荣指出，目前问题在于可用于各领域投资的财政资金有限。“能源价格高企、过度监管、基础设施薄弱、技术人才短缺、原材料供应不足以及供应链问题等因素交织影响，导致德国经济活力不足……其经济增长潜力能否与美国及新兴市场相抗衡，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对于2025年的经济前景，德国商学界普遍持悲观态度。德国工商总会调查显示，2025年德国经济或将进一步陷入衰退，预计2025年将有超过2万家企业申请破产，连续3年经济停滞的风险显著增加。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指出，在美国可能征收新关税的背景下，德国出口业头上如同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即便选举后新成立政府采取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其效果也需2026年才能显现，目前几乎看不到复苏迹象。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德国经济持续低迷的一个重要推手是部分政客操弄“对华依赖”的话题，试图减少德国在关键领域对中国的所谓依赖。此举不仅削弱了德国企业在华竞争力，还导致“德国制造”在中国市场销量显著下滑，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压力。

　　这种失衡在汽车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2024年，保时捷在华销量下降28%，宝马下降13.4%，奥迪下降10.9%。汽车之外，其他德国品牌如阿迪达斯在中国市场也持续表现不佳。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德国政商界开始反思对华政策的合理性。“德国出口表现不佳的背后是产品竞争力的持续下滑。”德国黑森州欧洲及国际事务司前司长米夏埃尔·博尔希曼指出，与中国深化合作不仅能够为德国企业带来新技术和市场机遇，还能通过借助中国的发展势头提升自身竞争力。这不仅是德国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有效举措，也是实现长期增长与创新的关键所在。

　　根据中国德国商会的最新调查，四分之三的在华德国企业希望政府更加重视中国作为重要合作伙伴的地位。此外，近60%的企业表示，德国和欧盟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已对其在华业务构成显著挑战。

　　“在德国经济面临困境的情况下，与中国加强经贸和投资合作无疑将帮助其走出经济低谷。虽然德国方面对所谓的‘对华依赖’存在担忧，但这种风险在某种程度上被放大，忽视了中德合作对德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郑春荣说。

　　正如德国工商总会总干事梅尔尼科夫所言：“德国经济目前需要的是助力，而不是阻力。”如何在内外部挑战中找到新的平衡点，将是新政府的施政重点，而中德经贸无疑将是这一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